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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逝世纪念日」史景迁:费正清是独领风骚的中国历史研究大

2019-11-20 18:44:39作者:匿名阅读:4418

今天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著名历史学家约翰·金·费正清逝世28周年。

费正清是美国汉语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的专著如《美国与中国》、《中国大革命》和他编辑的作品如《中国剑桥史》都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必备书目。1955年,他在哈佛建立了东亚研究中心,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积极推动近现代中国的研究。费正清70岁时,他的同事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表彰他的学术贡献。75岁时,他出版了回忆录《费正清在中国的回忆录》,讲述了他在中国生活的命运。

也正是从费正清自己的回忆录中,史景迁开始回顾和梳理费正清的学术生涯和贡献。史景迁被认为是继费正清之后美国汉学家的代表人物,《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的作者芮玛丽(玛丽·赖特)是费正清的学生。因此,史景迁自称是范的“孙儿学生”:“我非常尊重他,就像对待一个在你刚开始的时候关注你的长辈一样。我一直钦佩他和他的力量。”

这篇文章是史景迁在费正清退休时写的。从费正清的个人经历出发,分析了费正清学术著作的贡献,指出了他的学术特色。史景迁看到了他对中国学者的支持,促进了中美学者之间的交流,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费正清的作品足以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总体看法。因此,他可以被称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钟茜

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30年间,费正清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美国领军人物。尽管他现在已经退休,不再担任哈佛大学的教授职务,但他的影响力仍然不变。(费正清于1991年9月14日逝世)费正清编辑、撰写或合著的大量著作涵盖了中国外交、机构史、传教史、共产党组织、军事史和对美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肯定,即使在21世纪,这些研究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和可读性。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足以取得成功,但费正清还没有找到另一种方式将它们记录在个人回忆录中,那就是《费正清在中国的回忆录》。这是一本值得尊敬的回忆录,用一种难以定义的混合风格记录了费正清辉煌的人生历程。这本回忆录有三个文体特征——文学、历史和自传,但它没有像文学作品那样自由创作,不像历史作品那样强调史料,也不像自传作品那样审视自己。

但费正清非凡的品质使他成功完成了这样一部回忆录:《超人的记忆》;收集每一个备忘录和每一封信;七十岁的人仍然像往常一样思维敏捷。从休伦州和南达科他州到威斯康星州、哈佛、战前的北平和战时的重庆,费正清都有丰富的经验。他对学习有着非凡的热情和不可动摇的信念,并坚信他所做的是一项有趣的事业,它会传播到每个人。结果,这部令人钦佩的回忆录——充满智慧、自由、冗长和惊喜的礼物——诞生了。

像许多杰作一样,费正清描述了一次到外面世界的旅行。在此期间,费正清从一个视野开阔、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成长为一个视野开阔、仍然充满雄心壮志的中年人,依靠非凡的毅力和勤奋,依靠优秀的明星和无懈可击的文化交流。74岁的费正清让我们相信,他的远大抱负已经实现。然而,他仍然保持着年轻冒险家的超然和热情,避免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坚信法律优于道德,并宣称厌恶“非理性信仰”。费正清写道:“我所获得的信仰是哈佛在世俗世界中坚持的。换句话说,我相信我们致力于培养思想自由的体系。”

费正清的回忆录由七部分组成:流亡学习(1907-1931)、第一次发现中国(1932-1935)、学习当教授(1936-194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学习、反对麦卡锡主义、建立哈佛东亚研究中心(1953-1971)和越南战争,反思他的晚年并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访问中国。

也许是因为焦点集中在早期——也因为它更容易理解,经历了时间的沉淀——我觉得前四个部分更迷人。它们极具感染力,甚至偶尔充满抒情情调(这不是费正清通常的风格)。无论是早年在哈佛任教,还是获得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学习中文,还是在战前的北平遇见年轻的新娘威尔玛,费正清都表现得非常好。还有许多有趣的插曲:例如,参观著名的何西阿·巴卢·莫尔斯和会见斯坦利·赖特、拉蒂莫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文章仍然是关于中国的朋友——在费正清看来,这些友谊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使得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陷入绝望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他事业的巨大推动力。在这里,在许多美好的回忆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蒋廷黻的详细描述,他对年轻有才华的梁思成和林银辉之间的爱情的记录(林银辉是才华横溢的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的情人,梁思成是改革家、哲学家和学者梁启超的儿子),以及陈乔松,他在难忘的战争年代遇到的“全能的人”。

事实上,在我看来,对于未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本回忆录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重庆的记录,北京的高校教师被流放到西南。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残酷和短视的政策下,他们在昆明生活贫困。

我相信,费正清通过战时的旅行,让我们清楚地、坦率地见证了他思想转变的过程:他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略微左倾的中间自由主义者,越来越不钦佩国民党,并对共产党表现出善意和善意,而他对此并不十分了解。费正清对国务院的霍恩贝克十分警惕,并怀疑他的副手阿尔杰·希斯、费正清对约翰·斯图尔特服务的崇敬以及约翰·卡特·文森特的现实主义和同情心。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两人因正直而遭受攻击和职业挫折,尤其是在费正清。

对我来说,费正清对麦卡锡主义蹂躏的黑暗日子的记录出奇地平淡无奇——可能是因为伤口仍然太深(一些不受欢迎的人仍然活着),而且不可能坦率而含蓄地说出来。但费正清确实暗示,他的表现并不总是如预期的那样。他机智地透露,麦卡锡主义的致命伤害在于它不断迫使自由主义者做出不必要的道歉,迫使他们既表现出空洞又虚伪的意识形态“纯洁”,并迫使他们完全采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自我保护方法,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民主正试图攻击的东西。

然而,费正清处理学生对越南战争的愤怒,这种痛苦对他们的思想和职业的影响,以及东亚研究中个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似乎有些草率和冷漠。对这一代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费正清的朋友们生活在一起时一样悲惨。“我一一回答了他们,其他人也参加了。我们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费正清回忆了《关心亚洲学校通报》中的那些辩论。然而,这一代人的痛苦远远不止于此。我发现很难接受这种情绪。战争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其结果是,没有人能有远见地在哈佛进行越南研究。此时,费正清太自责了。

当我仔细阅读这本非凡而迷人的回忆录时,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回荡。当费正清有趣地自嘲,灵巧而准确地击中目标,避免与敏感的情感问题发生冲突,谈论长期目标和关于人类命运的奇妙想法,并坚持努力工作的重要性时,我脑海中的声音特别响亮。文章快结束时,我突然明白了赫德先生话的意思。赫德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是中国海关的“税务总局”,也为这些细节所困扰。“我希望这是有意义的,”赫德曾经写道,“思想指导了这项工作并促进了它的成功。否则,我看不到这些工作的回报,我认为这些想法没有任何意义。”赫德不需要担心他的工作和声誉,费正清也不需要担心他40多年的努力。这是值得的,成就是永恒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会有另一个中国研究的“税务总局”。

费正清的第一本书《美国和中国》出版于1948年。这本书结合了中国的制度史和外交史。它在试图从中国历史中了解现实的美国人中引起了轰动,并很快出名。在随后的六年里,随着共产主义政权的稳定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关系中断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费正清连续出版了五本书,以惊人的数量确立了他作为美国中国研究领域首席学者的地位。在这五部作品中,一部是介绍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文献。一个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执政的文件汇编,附有详细的翻译和注释。其中一本是关于如何分析和翻译中国历史文献的教学手册,对研究生特别有用。还有一本重要的两卷本专著,是在早期牛津大学费正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论述了1842年至1854年外国势力迫使中国开放其“贸易港口”的过程。

这些优秀作品,一方面得益于费正清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得益于费正清对英雄的洞察。与他共同编辑和创作的研究人员有杰出的才能。此后,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费正清和学者们一直在共同编辑、共同创作或自行创作远东教科书、几卷关于中国军事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儒家思想和实践以及清朝传统官僚的著作。他还出版了更多带注释的文献集,编纂了大量赫德书信,并分别出版了五卷《剑桥中国史》。如果你看看费正清1983年至1986年的作品,研究人员可能会感到震惊,但他们不会感到惊讶。在此期间,费正清至少发表了六部作品,当然还有其他学术著作没有被记录下来。这并不奇怪。80岁的费正清仍然像以前一样勤奋。

在他最近的六部作品中,费正清的研究仍然涵盖许多学术课题,就像他开始学术生涯时一样。与苏珊娜·巴尼特(suzanne barnett)合编的《基督教在中国》一书,包括许多现代学者对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早期作品的评论。费正清总是提醒中国研究学者不要忽视教会档案中有关中华帝国晚期的信息。为了保护和研究这些档案,他还努力寻求财政支持。本书编纂的文章证实了费正清的观点,即教会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中国社会,特别是对社会阴暗面的研究。例如,处于传统儒家伦理边缘的中国宗派和秘密社团,以及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文人,都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学习摆脱社会地位低下和劳动繁重的循环。著名的孙山人洪秀全受梁发散发的基督教小册子的影响,后来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成为强大的太平天国反清救国运动的领袖。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仍然未知,思想交流只限于小范围,胜利也很小,或者是欺骗性的。正如费正清在前言中所反映的那样,传教士先驱“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可能比对中国宗教的影响大得多”。

自牛津大学以来,费正清一直关注中西贸易。与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合编的《历史视野中的美国对华贸易》,是现代学者在茶叶、丝绸、烟草和石油贸易研究方面的杰出代表作品。在这本书的开头,费正清指出,贸易双方几乎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利润,但它在情感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矛盾的是,费正清认为,只有当他看到贸易利润有多少时,他才能“如美国所想象的”衡量中国的权重。

这两本书《读文献:徐人杰之乱》和《中国清代仕途:赫德日记》是费正清与杰出学者合作的结果。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为中国历史教学准备专业参考资料,整理和分析相关文件。这也是费正清非常重视的一部分。然而,《阅读文学》向我们展示了自费正清1952年发表第一部文学作品以来,中国历史研究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这本书里,费正清主要关注外交政策,关注中国满汉官员如何理解和处理令人困惑的西方侵略者,以及如何处理随之而来的海洋问题。到1986年,编纂者把目光转向中国的地方历史,开始研究农村的困难、土地税、婚姻和亲属关系的形式、反对不公正的抗议、小规模非法招募的形式等。中美关系的变化一直是费正清的核心问题,在这本书里更加引人注目。这本书首次收录了北京第一批明清档案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许多纪实照片和相关资料。

如果说《读文学》是一部专业作品,未能展现费正清真正的风采,那么《步入清代仕途》充分体现了一位大师的风范。本书收录了中国清代海关创始人罗伯特·赫德(后称罗伯特爵士)的大量日记,由费正清、凯瑟琳·布鲁纳和理查德·史密斯共同编撰。今天,这些话似乎有些调皮和讽刺。费正清喜欢用双关语和俏皮话来表达他对人类缺点的宽容。就像我们在《中国费正清回忆录》中认识的费正清一样,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加宽容和愉悦的学者形象。费正清用两句非常私人的话总结了他与老迈的中国海关最后一位外国首席税务官莱斯利(LESLEY)的联系。莱斯利退伍后回到了新罕布什尔州。他非常关心赫德日记的出版。正如费正清所说,“莱斯利先生开朗活泼。他希望在一年内打印出来,但实际工作需要七年时间。”

赫德日记的手稿现在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图书馆里,并且有副本——这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日记手稿中记录的磁带——通常伴随着尖锐的枪声和爆炸——随后被送往哈佛大学,由费正清和他的合作者进行研究和整理。费正清编纂的赫德日记是1854年至1863年,其间赫德担任英国领事馆官员和中国海关官员,后来成为中国负责征收西方进口关税的税务总局(当然,当时中国海关受西方国家控制)。多年来,赫德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后来成为清朝的一个有权势的人物。考虑到赫德的笔迹很难辨认,口述录音的效果不够清晰,编辑后的手稿中出现了许多错误,当手稿被运回贝尔法斯特时,对照原始手稿逐一进行了更正。费正清一直对史料及其用途非常感兴趣。他最喜欢这样的细节。

在编纂赫德日记的史料方面还有其他问题,因为赫德在中国早期生活的部分或全部资料已经丢失。经过仔细研究,编辑们发现这个空缺正好与赫德和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阿姚的婚姻巧合,在此期间他们有三个孩子。19世纪60年代中期,赫德将这三个孩子送到了英国,他们与亲生母亲分开了。赫德后来的新娘无法知道他们的存在。1866年,赫德在贝尔法斯特与他的新娘海丝特·简·布雷顿结婚,并带她去了中国。这种感伤的经历已经从后来发表的日记中删除了。编辑评论说——这确实是费正清的风格——历史学家今天觉得他们需要检查和记录这种被删除的感觉:

在赫德时代,根据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的双重标准,一些被称为放荡和阴暗的事情对20世纪末的传记作家来说是有意义的经历。我们只能遗憾地说,过去的道德标准和实际需要使我们无法看到赫德作为中国居民成长的记录,包括1859年初在广州领事馆工作和1859年年中至1863年年中在海关工作的头几年。

编辑遗憾的不是三个孩子的命运或造成这一切的社会环境,而是19世纪外交史上珍贵文件和资料的丢失。

这本书的另一篇有趣的文章是关于赫德与海丝特婚姻的逐渐披露,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才为人所知。编辑用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再现这些时刻,然后让读者思考这些问题的真实性。这给我们带来了费正清风格的另一种体验:

赫德于1878年夏天在巴黎遇见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交易会结束后,他们去了奥地利的巴蒂奥尔一段时间,然后从那里去了巴登-巴登。赫德患有头痛,这使他无法工作——这是一种完全失败的类型,原因还不清楚。他工作太努力,注意力太集中了吗?中国事务中有没有令他担忧的意外危机?快速发展的中国海关服务超出了一个人的控制吗?越来越清楚的是,他的婚姻从未成为亲密的伙伴关系吗?这只能归因于他传奇般天真的求婚和他对婚姻的明显接受。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甚至不能说这些问题是否被正确提出。

提出正确的问题一直是费正清作为历史学家的终身目标,也是他力求通过书评来达成的志愿。他的书评与论文一样出色,《观察中国》(china watch)便是一本囊括了二十六篇短论文的集子,其中大多是为《纽约书评》(new y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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